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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陈平原 著，商务印书馆，2023年5月。

推荐理由：历史不仅可以看到，也应该可以听到。穿过历史遗留至今的文字与图像，理应可以听到过去那稠密而喧嚷的声音——这即是所谓感官史的意义，让被时间有意或无意剥夺而沉寂在历史幽深处的那些听觉、触觉，乃至于嗅觉，纷纷走上前台，去展现那些看似餖饤零碎实则意味深长的细枝末节。陈平原的《有声的中国》正是对感官史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本书的标题正来自于鲁迅1927年2月26日在香港青年会所做的那场著名的演说《无声的中国》，“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的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因此，鲁迅号召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而演说，即是近世以来将“无声的中国”改造成“有声的中国”的一大利器——鲁迅正是利用演说这一利器，将自己“有声的中国”的观念，注入进青年人的脑海之中。

“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在迈入20世纪的前夜，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见识了明治维新的风潮如何将日本推入现代文明的伟力后，发出这般感慨，将演说称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演说也在20世纪中国舞台上踊跃腾起。不识字、不能读书的中国人，他们的耳朵是可以听的，因此想要将广大国人引向变革者们所划定的“正轨”，就必须采取演说的方式。作者自清末画报中的演说场景开始，解析图画中的演说场景，是如何在尚无影像记录方式的20世纪之初，是如何用图画捕捉演说者转瞬即逝的声音，其中不仅是声音记录与传播方式的进化，更体现出公共领域的扩张——公共演说受限于场所与声音自身的传播规律，而画报则图文并茂地突破了这一障碍，将演说的对象从口耳相传扩张到报纸覆盖的公共领域，而报纸本身的阅读与宣讲，又使演说的声音发展到最大。演说与报章的结合，是20世纪中国成为“有声的中国”的一大助力。

演说甚至被认为可以盖过枪炮的声音。声音也在现代演说家的理论与实践中，创造出一种政治上的美学，一种职业的说服与鼓动的艺术，即如革命时代的留学生袁泽民在《演说》自序中所宣示的那样，演说“上可以应援政府，指导政府，监督政府；下可以警醒社会，开通社会，改良社会。小可以结合志意之团体，大可以造就世界之舆论，利益之处，不可胜言”，由此成为革命与变革的原动力，乃至于抗战时代，各种政治势力通过声音在公共场域公开或半公开的竞技，演说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说话的禁忌，也让人们看到声音背后涌动的斗争暗潮——在战争与革命之间的20世纪中国众声喧哗，这些声音绝大多数纵然会随风消逝，但声音背后所隐藏的那些理想、激情、观念，无论是突破桎梏的呼号、娓娓动听的承诺，还是精心谋划的煽动，都诉说着20世纪中国的一个常被忽视的真理——而这真理本在两千年前那个“无声的中国”就已经被言简意赅地阐述过：“听其言而观其行”。

撰文/李阳

编辑/宫照华 刘亚光 王菡

校对/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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